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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韦峰的《回忆我的父亲——韦加宁》文章，感受颇多。在我的从医路上，和韦加宁主任有过很多交往，历历在目。01初识我第一次知道韦加宁主任的名字是老主任赵德田告诉我的。那时我在骨科做住院医师，赵德田主任参加了北京市骨科高级职称评审，第二天在查房时讲：“北京市从主治医师破格晋升主任医师的只有两位——积水潭医院手外科韦加宁和杨克非。”在我参加的手外科学习班和会议上，积水潭手外科创始人、中国手外科之父——王澍寰前辈要求青年医生要学会摄影技术和绘图技巧，他每次都要举韦加宁主任的事例，从此，我记住了这个名字——韦加宁。初识韦加宁主任是在积水潭手外科病房医生办公室。有一次，老主任赵德田介绍病人请韦加宁主任会诊，我陪同前往，见他身材匀称，面带微笑，双耳配戴着助听器，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透出了精明强干。他和蔼地对我们说：“稍微等会儿，我先打个电话。”我从他与一位工厂负责人的通话中听到了大概内容：工厂再出点医疗费，他给节省着用，把病人手术做了，好人做到底！那天，韦加宁主任在仔细查看会诊的病人后，把治疗方案告诉了我，还特意叮嘱：“跟赵主任说，这是我的手术建议。帮我给王厚虞、韩玉岐两位老朋友代好！”韦加宁主任仁心仁术的人格魅力、谦逊严谨的治学精神影响着我的从医路。02图谱北京第六医院骨科在八十年代有40张床位，主任赵德田、副主任王厚虞、韩玉岐经常请韦加宁主任来院做手术，多次派我去接送，在交往中我加深了对韦加宁主任的了解，知道他参与编写了骨科多部手术学书籍。在他负责的手外科章节里，他总是力求做到：医生看着图谱，就能把手术做好。1983年，韦加宁主任到美国密执安州大学医学院和肯塔基州路易斯威尔手外科中心进修(University of Michigan Medical College and Hand Surgery Center Louisville，Kentucky)，师从国际手外科协会主席，美国手外科之父斯旺森教授(Dr.Swanson)。进修期间，德才兼备的韦加宁主任深得斯旺森教授的赏识，特别是他带有手绘图谱特色的手术记录更是让他眼前一亮。于是，斯旺森教授希望韦加宁主任延长进修时间，帮他完成一些手术图谱的绘制工作。在彼此的交往中，他们成了好朋友。斯旺森教授见韦加宁主任双耳戴着助听器，生活、工作不方便，亲自出面联系医生为韦加宁主任做了人工耳蜗手术。据北京六院骨科孔令英副主任回忆：他在积水潭手外科进修时，韦加宁主任常用在美国期间的幻灯片为进修生讲课，其中就有一张手术后头上缠满绷带的图片，还对他说：蛐蛐的叫声影响我休息。03良师韦加宁主任把自己掌握了解的手外科知识和技术毫无保留地教授给我。有一次，我陪着一位腕部外伤性截肢的病人去韦加宁主任的手外科专家门诊，向他请教残端怎样修整、该安装什么样的假肢时，韦加宁主任告诉我：“假肢分为美容假肢和功能假肢，最实用的治疗方法是前臂分叉术，要因人而异。”美国盐湖城现在有一种仿生假肢，是把多个微电极植入到前臂肌肉内，用肌电控制假手动作，完成手部功能。这个现代智能假肢的原理，早在30年前韦加宁主任就给我讲过了。还有一次，一位平谷病人因年幼时手部烫伤，手背的瘢痕挛缩，肌腱粘连使得手指不能屈曲，指间不能分开，也不能握拳而就诊。老主任赵德田请来韦加宁主任做手术，我当助手，他教我切除瘢痕，松解肌腱，指撲成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植皮前，韦加宁主任用布块在伤面上拓了一下，剪成布样儿，在大腿上按照布样儿取了全厚断层皮片，严丝合缝地植入到伤面，这个技巧使我受益匪浅。另有一次，王厚虞副主任带我做腋部外伤性动脉瘤手术，在修复破损的腋动脉时遇到困难，紧急请来韦加宁主任会诊，上台后，他果断切除破损的动脉，干净利索地做了血管吻合，让我们下了手术台。04益友在与韦加宁主任的交往中，我们成为了朋友。他亲家母(女儿的婆婆)需要做骨科手术，韦加宁主任推荐她来六院找我。我介绍的疑难病人到专家门诊请他加号、会诊，韦加宁主任总是只给病人会诊，从不让病人加号。“我是没有时间生病的人。”这是韦加宁主任常说的话，每天忙忙碌碌地为病人做手术的他，却经常在术前签字时提醒病人：别去医务处交专家点名费。后来得知，韦加宁主任住院期间，惟恐放疗损伤臂丛神经，故多次推迟放射治疗，坚持完成了《韦加宁手外科图谱》，为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韦加宁手外科图谱》出版发行后，我特意珍藏一本，作为我对他的怀念！蓦然回首，在我的从医路上，韦加宁主任是我的良师益友！05外一篇刘瑞波的首都医科大学同班同学、燕化医院心内科主任付书文女士在看了老同学怀念韦加宁主任的上文后，令她往事涌上心头，写下20年前她带儿子找韦加宁主任看病的就诊手记。（注：下文中的“我”均指付书文，“你”指刘瑞波，“他”指韦加宁。）此处为分割线~~~~~~~~~~~~~~~~~~~~~~~~~~~~~~~~~~~~~~~~记得那是在2000年的7月，我儿子在玩篮球时手腕摔伤，皮肤表面完好无缺，可是就是痛。我当时想起了你是骨科医生，那天下午到北京六院找你，你建议请韦加宁主任会诊，决定是否做手术。当时我记得你写了一封介绍信,叫我带上到积水潭医院去找韦加宁主任。那天下午从北京六院赶到积水潭医院骨科门诊，已经是快下班的时间了，可是诊室门口侯诊的患者还有好几个，护士说不能加号了，让我自己去问韦主任是否给看。我急忙进诊室递过你写给他的信，他看了一眼便说：“你在外边等会，等我看完这几个病号给你看。”我说先去挂号他说不用。那天我们是最后一个患者，韦加宁主任和气可亲，平易近人，他拉住我儿子受伤的手，用拇指轻轻一按，看到孩子痛苦的表情，韦主任说：“这孩子不是装的，他是真疼，舟状骨骨折，不需要手术，手术落下疤痕影响他今后幸福生活，保守治疗就可以。”付书文女士保存了20年的韦加宁主任门诊手迹，她决定在疫情之后交与韦加宁主任之子韦峰副教授保存他边说边在处方纸上画了个手图(我现在仍然保存)，说拿上这个图到医院门口康复中心买个护腕戴上就可以了，不要做剧烈运动，注意休息，保护制动，过几个月就好了，去急诊拍个CT片子，3天后带上片子到病房去找他，患者不用来了。3天后我如约取上片子到病房，刚走进他所在的病区就看到楼道里躺着、坐着不少人，有的躺在楼道的病床上，有的是从农村自己带着被褥来的，有的躺在地上，有的靠在墙根蹲着、坐着，有老人，也有小孩。看到这一幕我想：这么大的医院怎么叫病人待在楼道里？我好奇地问一位病人家属：“你们为什么不进病房睡在楼道里？”她说：“我们是从外地来找韦主任给孩子做手术的，一个月前就约好了，病房住满了，住不进去只好在这排队，等待手术。”话音没落，就看到正在查房的韦主任从病房走出来，他看我手里拿着片子，好像还记得我，说：“把片子给我。”我顺手递给了韦主任，在楼道里看了一眼片子便说：“没错！就是舟状骨骨折！慢慢养吧，戴上护腕，不要做剧烈运动。”我回家的路上想，韦主任高超的医技，拇指一触就能明确诊断是舟状骨骨折，真神！拍CT是为了进一步明确诊断，韦主任真是德才兼备，一切为病人着想，把病人当亲人。我见韦加宁主任最后一面，是在2003年北京电视台节目上见的。他穿着病号服接受主持人采访，在病重住院期间还坚持工作，在病房小餐桌上绘制手外科图谱，在采访现场身后挂着他画的手外科图谱，这个画面永不消失！历历在目。刘瑞波老同学在行医路上结识这样的良师益友，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刘瑞波有很多地方都很像你的老师，精湛的医术，崇高的医德，使我很敬佩，为你点赞！作者简介刘瑞波刘瑞波，主任医师，曾任北京市第六医院大外科主任、骨科主任。1977年毕业于北京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疗系，主要专长为人工关节置换及脊柱外科，四肢骨折微创治疗，老年骨质疏松预防治疗。特别是对老年髋部股骨颈，粗隆间骨折的治疗有独到之处。完成人工髋关节置换2300人次，人工膝关节置换1100人次，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1999年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关节科师从吕厚山教授，接受了专业系统的人工关节置换理论和实践培训。先后前往瑞士、美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波兰、土耳其、新加坡等国接受人工关节置换培训和学术交流。曾荣获北京市东城区及卫生局科技进步奖13项，完成北京医学发展基金科研课题一项，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骨科论文45余篇。2002年被评选为东城区突出贡献优秀知识分子，2007年被聘为首都医科大学骨外科学系系务委员。担任北京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委员、北京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关节学组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骨外科学系委员、《中华外科杂志》特约通讯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盲人医疗按摩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广播电台医学专家百人顾问团专家委员、北京东城区卫生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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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韦加宁，生前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工作。我的同事一直认定我是半个手外科医生，觉得我一定得了父亲的真传。其实，他在家里很少说专业上的事。他对我从医的影响更多是精神层面，而非技术层面。在父亲的影响下，我选择了脊柱外科领域最难的脊柱肿瘤专业，跟从党耕町和刘忠军教授不断精进手术。父亲救治的病人大多是穷苦的农民和工人，他毕生努力用自己的技术力挽病人的手部功能，拯救一个个家庭。我服务的对象是绝望的肿瘤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我希望通过我的专业技术，为病人和他们的家庭争取最大程度的幸福和安慰。我想，正是父亲的精神一直支持着我克服脊柱肿瘤治疗中的种种艰辛。少年往事：磨难让他体恤病患之苦小时候我并不知道父亲有多了不起，只知道在医院无论他去哪儿，总是被一层层的病人围着。下班后甚至有病人追到家里来问诊，父亲总是耐心地接待。妈妈心疼他的身体，没少为这事争吵。他便宽慰我们说：“这些手外伤的病人都是家里的劳动主力，伤后功能不好无法工作，对一个家庭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我只不过是少休息一会儿，但却可以挽救一个家庭。”我曾经看见一位老人找到父亲，颤颤巍巍地从旅行袋里掏出一个用许多碎布头缝成的布袋，里面装着一点小米、一点黄豆和一点花生，来感谢父亲对他儿子的救命之恩。他看得出，这是他能拿得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学生时代的父亲父亲对病人的仁爱源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我的爷爷是广西有名的中医，是广西中医学院的院长，曾经家境殷实。解放后，土地改革时家乡容县要揪斗太爷爷，而太爷爷突然猝死，于是要爷爷回来顶替挨批，爷爷因此被劳改了好几年。那时奶奶在梧州市政府当会计，靠每月二十多元工资养活她和两个儿子。奶奶身体不好，父亲每天买5分钱的肉，剁碎了蒸给奶奶吃，而他和他年幼的弟弟站在一旁看得垂涎欲滴。他没钱住校，每天要步行十几里路到梧州中学读书;没有钱交伙食费，他就谎称有病到医务室开证明，这样可以买便宜一些的病号饭——稀粥。上高中以前他没有穿过鞋，一直是光着脚上山下山跑步踢球。他穿的衣服都是奶奶的花布衫改制的，布料虽然用黑颜料染成黑的，但黑色里面仍隐隐地透着花纹。他们一年里要搬好几次家，每次搬家都是父亲一个人用他瘦弱的肩膀挑着他们全部的家当——一头是一口缸，另一头是两块木床板。为了帮助奶奶支撑家里的生计，有时放学以后他还要挑着担子去卖柚子，把卖柚子剥下来的皮拿回家去，用盐水腌了做菜吃……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53年，爷爷被解除劳改，并恢复了中医学院院长的职务为止。他常说，只有经历了人生的跌宕，才能体会底层人民的绝望。他的病人绝大多数是从外地来的劳动者，在北京等候住院花费大，这期间如果回原籍等病床再返京住院，路费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此有些手术父亲就用业余时间在门诊做，这给病人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手术费用。对于门诊挂不上号的病人，他就让病人留在最后给他们看，一视同仁地边讲边画图。他对有的病人说：“如果你不能在这里手术，拿着这些图去找当地的手外科医生，让他们照着这个图做手术也可以的。”对于那些特别贫困的病人，付不起医疗费怎么办呢?父亲有个特别著名的比喻：有钱的人盖金房子，没钱的人盖草房子，但都能遮风挡雨。他说：“医院是公共资源，不能免费给病人治病，但我们医生应该掌握不同的手术方法，因地制宜地为病人争取最大的功能恢复。”或许正是这种被需要、被尊敬的感觉，让我从小就想做一名医生吧。人生顺逆：均以阳光心态面对父亲和童年时期的我从小学开始，别人问我将来要做什么，我便会说想做外科医生。但是上中学的时候，我因血尿2次休学，当时给我下的诊断是IGA肾病。我真是沮丧，连体育课都上不了，将来怎么胜任医生辛苦的工作呢?母亲是个心思缜密的人。她对我未来的设计是读卫校，毕业后在医院的挂号室工作，工作清闲些还能守着医院。父亲没有这么悲观，只是说：“各行各业都有可钻研的东西，无论做什么，都要干一行，爱一行，行行出状元。”他以自己为例，说他读书时原本想做内科，是我外公外婆看他动手能力强建议他做外科，他才来到积水潭医院的。不知道是母亲的淡然激发了我，还是父亲的乐观鼓励了我，后来我如愿读了医科大学，父亲和我的交谈中也多了一些医学话题。那时校园流行“出国热”，父亲便嘱咐我：如果想做一名优秀的临床医生，没有比留在国内更合适的。医生是一条从士兵到将军的路，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住辛苦。父母初到积水潭医院他说医院里总是有帮派的，他作为武汉同济医学院的毕业生，最初在北医的圈子里是受孤立的，总是被排去转急诊，没机会和师父学手术。但他没有怨言，就在急诊摸爬滚打，练就了“一身的好功夫”。我当住院医师那会儿倒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不过遇到少见的手术大家都抢着上，我经常只能站在三助的位置上，术野看不清楚也没关系，我就站在器械护士对面帮她准备工具。久而久之，我不仅熟悉了手术器械，而且知道了主刀医生使用工具的习惯;时间再久些，我还对比出不同主刀医生在处理相同情况时的不同方法。这对我后来自己主刀的帮助特别大。手术记录：从手绘图谱到拍摄幻灯父亲不仅手术做得好，他手绘的手术图谱也成为医生学习的教材，很多人看着他画的手术过程就能学着做手术。父亲的绘画启蒙老师是我外公。外公李赋京1920年至1930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医学。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最后任教于同济大学做组胚、解剖学教授。外公画得一手好素描，给学生上解剖和组胚课时，他亲自在黑板上用粉笔画图，这给父亲极大的震撼。父亲下乡前临摹的解剖图谱父亲练习绘画的起源可能始于上世纪60年代，那时他服从组织安排下乡参加医疗队。当时父亲还是住院医师，他不知道下乡后是否还能返城，心想可能要一辈子留在乡下做赤脚医生了。在农村做手术没有老师可以请教，就只能依靠解剖图谱了。但是图书馆的书不允许长期借阅，于是父亲就用3个月的时间把整本图谱临摹了下来，由此奠定了他绘画的基础。积水潭医院有画图做手术记录的传统。父亲一直到晚年都坚持着自己写手术记录、画手术图谱的习惯。一天的手术他经常要画到深夜。他有时会告诉我一些绘画技巧，有时会拿出他不同年代的画对比，说他的表现手法在进步。我因此也学了一点钢笔画技巧，但是钢笔简笔画不太适合反应脊柱肿瘤手术，我便逐渐摸索出自己记录病例的方法。我会收集每一个脊柱肿瘤病人的影像学资料，对复杂的病例更会拍摄大量的术中照片，术后再将所有这些资料汇总成幻灯，对术中照片做详细的标注。在此之后，病人的每次随访资料我都追加在这个幻灯里面。这个习惯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我熟悉这些病人的病情和治疗经过，对术中照片做标注就是对手术的回放，是印象加深的过程，许多技术改进的灵感就是在制作幻灯的时候产生的。这时我才真正理解父亲坚持不懈绘制手术图谱的真意。病中坚持绘制图谱的父亲父亲生前完成了《韦加宁手外科手术图谱》一书。我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将来出版一部脊柱肿瘤手术的病例集。医学训练：生活处处是操练场父亲在家里从不讲什么医学知识。但却在生活琐事上告诉我一些外科医生应该具备的素质，比如吃饭要快，上厕所要快;再比如，不要以为手术只有在手术台上才能训练，平时做饭、做家务也是训练。父亲做饭不仅好吃，而且快。他在回家的路上就已经想好要做什么饭菜了。回家后先淘米蒸饭，然后再洗菜炒菜。把每一个步骤都做到最大程度的统筹优化，这不是和手术一样么?从小我家灶台上的油、酱油、醋、料酒和香油瓶子的摆放顺序就是固定的，父亲说这样闭着眼睛都能准确地拿到不会弄错。小时候我挨打次数最多的原因就是用完东西没放回原处，他说找东西最浪费时间。这些从小培养起来的习惯，让我如今在手术台上十分受用。比如每次做脊柱肿瘤大手术前我都会做详细的手术计划，不仅有细化的术前准备、手术步骤和所需工具，甚至详细到我要在手术台两侧轮流操作时，如何设计流程能让我改变位置的次数最少;再比如，我会在助手打螺钉的时候，预先测量连接棒的长度，剪棒，预弯，让整个手术无缝衔接。父亲在家中阳台的工具间父亲在世时依然在使用的自制电风扇和给我做的捉蛐蛐的笼子父亲手巧，家里有很全的钳工工具，他用这些工具来做康复支具和孩子们的玩具。他的病人做完手术并不是治疗的结束，后期的康复训练也特别重要。为此，他自己设计康复支具，先在家里做出样品，给病人试用合适后再拿到医院的支具室或者工厂生产。另外，做钳工活对于他也是一种放松，我们小时候的玩具都是他亲手做的。在他的影响下，我也会做些钳工活，只是段位差得远了些。最好的纪念：传承父亲的精神父亲去世之后，我没写过纪念他的文章。起初是痛楚，随后是不知从何写起，如今记忆的闸门打开了，发现父亲的精神、言语其实早已渗透到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我曾因为工作的压力不想要孩子。在40岁的某一天，我突然想到，只有把父亲教给我的这些人生道理传下去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于是有了我可爱的女儿。在这次疫情严重的那段时间，我负责全家人的伙食。一天晚上我做了很丰盛的饭菜，但女儿吃得很慢，好像不饿的样子。于是我对她说：“爸爸给你讲一个爷爷小时候的故事吧!”“爷爷上高中那会儿在学校食堂吃饭。10几个学生坐一桌，桌子中间只摆着一盆米饭和一盆菜，学校要求学生只有吃完了一碗才能盛第二碗。他们男孩子饭量大，都希望能多吃一些。”“爷爷就想了个能多吃的诀窍，叫‘一平、二半、三压满’。就是第一碗盛得平平的，吃完之后赶紧盛第二碗;第二碗只盛半碗，这样能够很快吃完;盛第三碗的时候，使劲儿把饭压得满满的，然后就可以慢慢的吃了。”女儿一边听，一边加快了吃饭的节奏。故事讲完的时候，她的一碗饭也吃完了。爷爷的形象在她的脑海里慢慢地变得具体，已不再是那个远远的住在天堂里的爷爷了。我会在未来的日子里讲更多爷爷的故事给她听，相信她会和我一样受益终生。韦加宁教授简介韦加宁教授韦加宁教授是北京积水潭医院原手外科主任，是白求恩奖章、“人民的好医生”奖章、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他潜心于手外科的研究和发展，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同体异位断足移植手术，创造性地完成了我国第一例同体拇指移植手术，率先在我国完成了周围神经损伤束间移植、电烧伤前臂血管移植、断指再植等一系列手外科高难度手术。他从医40多年完成了5万多例手外科手术，还结合临床实践参加了28部医学专著的编写工作。他在身患重病的时候，仍争分夺秒地编辑绘制手外科图谱，在2003年4月14日去世前3天，完成了《韦加宁手外科手术图谱》的绘制出版，为医学事业奉献了一生。作者简介韦峰副教授韦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副教授专业方向：脊柱肿瘤，脊柱外科学术任职：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骨肿瘤学组委员AOSpine Knowledge Forum Tumor会员中国修复重建外科专业委员会骨肿瘤专业组副组长AO国际脊柱外科学会会员，中国区讲师北京医学会骨科学分会骨肿瘤学组委员北京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脊柱学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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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日，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赵劲民、花奇凯教授团队在骨科顶级期刊《Clinical Orthopaedics and Related Research》(IF=4.154)发表了题为“Proximal Tibial Cortex Transverse Distraction Facilitating Healing and Limb Salvage in Severe and Recalcitrant Diabetic Foot Ulcers”原创性临床研究成果，并同期发表评论文章。糖尿病是导致慢性病的主要原因，在全球范围内影响了4.25亿人。糖尿病足溃疡是糖尿病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全世界发病率为6.3%。糖尿病足溃疡在发生后，可能会发生坏疽和感染等并发症，有时候甚至会导致截肢。溃疡即使愈合后，复发的风险仍然很高。这些足部溃疡的病因很多，已知的危险因素包括周围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周围神经病变会导致足部感觉缺失和畸形，从而导致某些足部区域承受高压力并最终导致溃疡。周围动脉疾病引起肢体缺血并导致缺血性溃疡。糖尿病足溃疡的非手术治疗（例如减压鞋和伤口护理）通常效果欠佳，并且某些患者难以坚持治疗方案。清创术、骨科手术（跖骨切除术和跖趾关节成形术）和肌腱平衡干预（跟腱延长和趾屈肌腱切开术）等手术疗法治疗某些局部溃疡有效。然而，这些方法对更弥漫和更为严重的溃疡效果较差，并且常常与高并发症率相关，包括损害跖趾关节。血管重建增加了远端灌注，为溃疡愈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然而，由于小动脉闭塞和足部灌注的受损，某些溃疡仍然无法治愈。此外，使用显微外科手术行皮瓣移植重建糖尿病足溃疡的软组织通常是不成功的，因为术后往往出现皮瓣坏死等并发症。因此，糖尿病足溃疡，特别是重度难愈性溃疡的治疗仍具有挑战性。为解决上述问题，该团队从2013年开始尝试胫骨横向骨搬移技术在治疗糖尿病足的临床运用，这一方法在糖尿病足治疗在中国内外属首创。团队采用独家改良的微创截骨技术，通过仅在在距胫骨脊1cm和距胫骨结节2cm处做长3cm的内侧弧形小切口，在胫骨中上三分之一处截取一5×1.5cm骨窗，并通过自行设计的横向骨搬移外固定支架，进行胫骨骨窗的横向骨搬移调节，而患者足部溃疡处仅进行单纯清创术。在此项临床研究中，该团队于2014年7月至2017年3月间，对136例Texas分级2B至3D的患者（溃疡平均面积为44cm2±10cm2）进行胫骨横向骨搬移手术，术后患者仅接受常规换药处理及标准护理措施，并将这些患者与在2011年5月至2013年6月之间采用标准外科手术治疗的137例重度糖尿病足患者进行了比较，这些患者接受了清创，血运重建，局部或游离皮瓣或移植重建手术以及负压伤口等治疗手段。图2 胫骨横向骨搬移术手术操作示意图该研究成果表明：(1)胫骨横搬组2年的愈合率高于对照组（96%[131/136]对72%[98/137],在6个月时横搬组中溃疡愈合率更高(93%[126/136]对41%[56/137]）。与对照组相比，TTT 组患者截肢的比例更低（2.9%[4/136]对23%[31/137]）,复发率也显著低于对照组（2.9%[4/136]对17%[23/137]）。(2)胫骨横向骨搬移术后新血管形成和灌注增加。横搬组患者的患肢较术前更早显示动脉，并较术前具有更高的小血管密度（19±2.1/mm2对9±1.9/mm2；平均差10/mm2，95%CI[9.52至10.48]；p=0.010）。通过此项研究，胫骨横向骨搬移手术，在探索并治疗重度糖尿病足这一世界性难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取得了高治愈率和保肢率(97%)，低复发率(3%)以及快速愈合的良效，具有巨大的临床意义,且该术式操作简单，并发症少，花费少，推广价值很高，为重度糖尿病足的治疗提供了中国方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关节外科陈炎博士为第一作者，赵劲民教授、花奇凯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本项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基金委等部门的经费资助。团队专家介绍：赵劲民留日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广西教育厅“八桂学者”，入选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广西院士后备培养工程第二批人选。现任广西医科大学校长，教育部骨与软组织再生修复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广西再生医学重点实验室、广西骨与软组织再生医学工程研究中心、广西生物医药协同创新中心、广西骨科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学术任职：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康复医学会修复重建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委员；广西医师协会会长；广西医学会骨科分会主任委员等。获广西科学技术特别贡献类特等奖1项，广西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广西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荣获中国显微外科杰出贡献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广西优秀专家等荣誉称号。花奇凯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于糖尿病足等难愈性创面，骨髓炎，关节感染，骨与关节畸形，骨缺损，骨不连等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现担任国际肢体延长与重建学会中国部委员；日本创外固定骨延长学会会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搬移治疗糖尿病足及微血管网再生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中国骨搬移糖尿病足学组副组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科分会外固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外固定与肢体重建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肢体延长与重建工作组委员；广西医师协会骨外固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门诊时间：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周四上午。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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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5月22日上午，受新冠疫情影响延迟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召开。参加此次大会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刘璠教授，此次带来的几个议案也多是在今年疫情期间的发现和思考。鉴于国外频频对我国高科技企业采取极限打压和全面封锁的政策，我们的医疗领域也要居安思危，以免医学高科技核心技术被人扼喉，影响医疗救治。刘璠代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刘璠代表在议案中建议：我国应加快医学高科技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加快高危功能医用机器人开发。加快医学高科技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缘由医学是一门特殊学科，既需要正确的逻辑思维，也需要丰富的临床经验，更离不开高科技检查、诊断、治疗仪器设备，如CT、ECT、PET-CT及多种手术仪器设备。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科技、制造工艺等都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其中核心技术仍未能掌握。以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虽然全球人工呼吸机主要由我国供应，但关键部件仍由德国、瑞士等国生产垄断，再如重症新冠肺炎抢救治疗所需ECMO，全国仅为数不多数十台，全为进口，一旦因各种原因断供，则会给我国医疗救治带来极大不便。建议鉴于医学高科技核心技术牵涉多学科、多部门，靠医疗科研系统单兵作战难以完成，建议国家将其作为一项战略任务，组织产、学、研多学科协作。应像攻克芯片一样，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加快医学高科技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尽早将检查、诊断、治疗国人疾患及应对突发事件处置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向名符其实的科技大国、科技强国进军。加快高危功能医用机器人开发必要性医用机器人已逐步在有条件的大医院配备，但目前功能主要用于导医、问讯、简单物流。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民群众需求的不断提高，医疗行业具有高危、烈性传染病、放射性物品、医疗废物等职业特点，以及各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使得医护人员职业风险大大增加。比如新冠病毒传染性极强，传播速度极快，无论是疑似、确诊，还是重症患者的救治，医护人员直接面对面取咽试子行核酸检测以及所有床边诊疗过程，均存在大量暴露、极易被感染的可能。在本次抗疫斗争中，我国医护人员不畏危险，逆行而上，向全国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也让国外同行刮目相看。这固然应充分肯定。与此同时，若有具备执行部分高危功能机器人参与临床救治，特别在处理程序化取标本、监测、发送药物、甚至在远程操控下完成部分检查、治疗功能，减少不必要的医护人员暴露，最大限度保护医护人员，使其完成机器人不可代替的检查、治疗角色，显得十分必要。建议由国家牵头组成临床需求为驱动、著名高校与科研单位为主体、生产企业早期参与、最后临床验证与反馈的多学科、多行业攻关团队。充分发挥数字医学、智慧医学的高科技优势，除满足一般临床需求外，重点研发医用机器人执行高危取样、检查、注射、放射性物品、污染物品、传染感染等物品的处置、物流，并在医务人员远程控制下可完成高危环境下的复杂手术。这将最大限度地保护医务人员，减少不必要的理化、生物病毒细菌等环境暴露，让一线医务人员从繁重、危险、机械刻板的程序中解放出来，精力充沛地完成机器人不可取代的工作，使我国严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理水平及临床救治能力跃居世界前列。作者简介：刘璠刘璠，国家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原副院长，现骨科行政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特聘教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特聘医学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第11、12、13届全国人大代表，南通市13、14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担任第一届SICOT中国部创伤学会副主委，国际内固定学会亚太组织发展委员会主席，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副主委、创伤骨科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创伤委员会副主委、关节外科专家工作委员会副主委，国家卫计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骨外科学专家委员会副主委，中国生物材料学会骨修复材料与器械分会副主委，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骨与关节分会常委，中国医促会骨病委员会常委及骨折与软组织修复学组副主委，江苏省医学会骨科学分会第八届主任委员，江苏省骨科医师协会会长，AO理事，AO国际讲师等职务。任美国骨与关节杂志(JBJS中文版)、《中华肩肘外科电子杂志》《中国组织工程研究杂志》副主编；《医学参考报社骨科频道》副主编；《中华骨科杂志》《中华创伤骨科杂志》《中华骨与关节外科杂志》《骨科医学杂志》《关节成形外科杂志》等10余种杂志常务编委或编委；《中华外科杂志》通讯编委及多个中华系列杂志审稿人等。近年来，在国内外著名杂志发表论著131篇，其中SCI论著39篇，主、参编(译)专著12本，主持国际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及省部级科研课题10余项；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8项省部科技奖；获国家专利三项。迄今已培养博士后3名，博士8名，硕士84名，在读博士2名，在读硕士10名。